山城书事
◎克兰
有人喜欢写日记，而我钟情于写“书志”。每得新书，必在扉页题写姓名或笔名，并注明年月日与购书之地。这个习惯自高中起一直延续至今。那些散落于数千册藏书中的率性字迹，日后成了我撰写《读书和写作年谱》的原始素材与依据。除了签名，我也爱在书页空白处随手记下阅读时的感悟与评语——这些仿佛“漂泊”纸间的文字，后来也被收进年谱之中。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除了报刊杂志，书店是知识与信息的重要供给地，于偏远之地更是如此。于我，逛书店即意味着“消费”——非买不可，空手而归总似有所失。遇到心仪之书，既像邂逅老朋友，又像结识新朋友。每逢出差至县镇，我必抽空寻访书店，也屡有惊喜——在可可托海镇觅得已脱销的诗集《双桅船》；于哈巴河县发现罕见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青河县书店赊账抱回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在吉木乃县新华书店请回《阿拜诗文全集》，在北屯购得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安居》，还在福海县书店邂逅《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精装千页，定价38.5元。我心向往之却囊中羞涩，最终不得不向同事借钱才如愿以偿。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勒泰市解放路与文化路交会处先后出现两家个体书店。它们进书渠道灵活、更新迅速，还可打折售书，很快便吸引了我。有一年儿童节前，我曾在“黄金书屋”给九岁女儿买下一套家庭教育丛书，她爱不释手，还特意与班主任分享。巴金的《随想录》全集、文白对照版诸子百家丛书，皆是我从“三味书屋”打折购得的。还有一回，兜里的零花钱实在紧张，我只得“厚着脸皮”托个体书店代销一位畅销作家的书，换回钱又买了新书。
性格内向、不擅社交的我，最初只将读书写作视为消遣，后来却渐渐成为业余生活的核心。女儿懂事之后，曾鼓动我出书。自费出版非我力所能及，但油印小册尚可实现。于是，我校订整理了已发表的三十多首诗，请人打字排版，又邀画家饶克义先生设计封面，复印装订十余本，命名为《鱼的错误》，悉数赠予友人。直至年逾“知天命”，在文朋诗友的激励下，我再度点燃“出书梦”——遂将三十多年的文字成果整理为《金山走笔》《克兰河畔》《放眼山外》《金山诗存》四编，辑成《再见阿勒泰》一书，承蒙江苏援疆干部何祖大作序、本地作家杨建英撰写跋文，并在友人的协助下正式出版。翻阅版权页的那一刻，我如同成年人重逢自己的“出生证明”。
回望在阿勒泰度过的十八载青春，我历经不同工作岗位，但买书、读书、写作始终是工作与生活之外的重要寄托。爱好与本职之间似总有“矛盾”，因而写作始终只能是业余中的业余。有人说，作家皆“自学成才”。我虽未成为作家，却始终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写家”。而这番“业余”的执着，竟使我的文字能力不断进步——无论是处理公文，还是撰写专栏，皆能从容以对。曾经担任十年化学老师的我，最终凭借文字特长，在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中走出一段别样的人生旅程。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安居》中写道：“语言是存在的家。”他还指出，“说”与“讲”并非一事——一个人可以喋喋不休地“讲”，却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保持沉默，但正因为一言不发，他反而“说”了许多。我也常自勉：在《金山流水》中，应追求能“说”而不止于“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