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第一学习｜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我国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给予生态文明领域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更深厚的底蕴和更鲜明的中国特色。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九龙瀑布群景色（2025年3月10日摄）彭奕凯摄/本刊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繁衍不绝的基因密码之一。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充分激活并有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蕴含的宝贵而丰富的精神、理念与智慧，是新时代中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生态答卷的强大思想保障。

　　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握思想和文化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深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生态文化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

　　自古以来，不同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孕育出不同类型的生态文化，反映着不同时期人类如何认识自然、看待自然，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化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

　　原始文明时期，人们崇拜自然、敬畏自然。原始蒙昧时期，人们意识到自身生存发展高度依赖自然。面对强大且变化莫测的自然，原始社会的人类只能被动地适应，产生了敬畏和崇拜自然的情感，表现为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信仰。人们将野生动植物作为图腾崇拜物，认为他们是族群的先祖，对其加以保护以求其庇佑，其中即蕴含原始的生态保护意识。人们还将自然及自然现象人格化，将日月山川鸟兽视作自然神，为之举行祭祀活动。比如，《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神兽形象；受原始苯教的影响，藏族群众形成了转山、转湖、转森林的信仰习俗。

　　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在大量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中华民族的先民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打造出被誉为“永续农业”的可持续农业典范，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背后的文化基因，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等生态思想。

　　先秦以降，中华民族不再一味地崇拜和敬畏自然，进而认识到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彼此间共生共荣、遵循相同规律，人应当仁爱自然万物，比如《周易》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载所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中华民族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意识到应根据规律对自然资源进行节约利用和有序开发，衍生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制天命而用之”、应“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工业文明时期，人们试图“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社会生产力实现巨大飞跃，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全球迅速进入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时代，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有了极大增长。随着资源开发、使用能力的大幅提升，人类开始大规模采掘自然资源，以此推动经济资本增值。

　　在我国，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受到一定冲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面对工业文明时期产生的资源环境矛盾，中国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之一的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大步向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价值观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行为准则日益深入人心。

在西藏拉萨市林周县，越冬的黑颈鹤在虎头山水库边休憩（2025年2月20日摄）晋美多吉摄/本刊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滋养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我国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给予生态文明领域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更深厚的底蕴。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转化应用，极大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我国一度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为“唤醒”全社会的生态价值理念，我国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并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蕴含的生态价值观、生态意识、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有机融入生态文化体系。有力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绿色政绩观、促进企业践行环境社会责任、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特别在吸收借鉴“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等传统生态价值观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理念，拓展了对自然价值的认识，揭示了保护对发展支撑的多种路径，还将保护与发展间的关系从“保护有利于发展”上升到“两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引。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参照。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生态制度是生态价值观的外化，中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建有相关律令，以规范人们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礼记·月令》中大量传于后世的时禁制度、始于周代并持续了约三千年的虞衡制度、唐代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多代文献中记载的“湖长”“渠长”等基层水利管理制度，以及历代日臻成熟的环境保护处罚规定等，都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启发。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成为其源头活水。我国既汲取中国古代律令精髓，充分吸纳“有犯而必施”“人法兼资”等传统法治理念，又着重弥补历代相关律令鲜有独立成法、责任制度相对欠缺的短板，做到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系统性重塑，生态文明载入了党章和宪法，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及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几十项具体改革方案相继出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更加坚强。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托。

　　通过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全方位保护利用，推动区域文化优势转化为生态优势和经济优势。依托反映着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传统知识技术、生态景观、遗址遗迹、生态产品、文艺作品等，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环境教育产业和生态文学产业等各具特色的生态文化产业，促进各地产业融合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生态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

　　比如在青海省环青海湖地区，共和县的牧民南加运用关于草地资源保育的传统知识技术，成功改良环湖盐碱化土壤，令干涸的环湖泉眼重现生机，助力青海湖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在浙江丽水，稻田养鱼、林菇共育、茭鸭共生等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生产实践成为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乡村全面振兴新引擎，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得到持续释放。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生态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体现，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相通的重要方面，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各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而不同，各地通过系统发掘各民族多彩的传统生态文化理念及表现形式，基于文化特征凝练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符号，通过文艺作品、文创产品和文博展品等途径加以传播推广，放大各民族形象中生态要素，在尊重民族特性的同时强化深层次文化共性，推动文化认同持续增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内蒙古自治区在推进北疆文化建设中发布的北疆文化标识充分吸纳蒙古马、黄河“几字弯”和草原形象，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弘扬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理念。同时，各地大力传承民族地区群众在长期适应自然过程中形成的生态行为自觉，发挥各民族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将生态保护的行为范式贯穿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汇聚强大社会合力。

　　推动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传统生态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深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发掘保护与研究阐释，坚定文化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须先处理好继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准确识别传统生态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把握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向，正确进行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发挥其时代价值。

　　在实践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发掘保护与研究阐释，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工作、关键领域和重点区域，摸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家底，加强相关遗产和文物保护。厘清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在研究中推动文化自然向文化自觉转变，并以深刻的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进而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高水平实践。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健全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整理古籍中的国家法治内容，收集民间传统习惯法、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引入现代生态环境法律和村规民约中，助力环境法治建设，规范公众环保行为。重点吸纳在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育、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等方面行之有效的传统生态环保知识和技术体系，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经验智慧有机融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可以对传统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传承发展良好的地区予以倾斜和支持，注重其经验做法总结提炼、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为类似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供借鉴参考。

　　加大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弘扬传播力度，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应促进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全面融入国民教育、文化创造、生产生活。支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文艺创作，引导创造出更多体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打造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宣教载体，创新发展其表现形式，灵活运用数字传播渠道，促进人们通过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播。

　　文 | 胡军 郭红燕 张碧天

　　（胡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郭红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碧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瞭望》2025年第11期 ）